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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追】文官们反对明武宗出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?

  应州之役发生在豹房势力,与文官相博弈的政治大背景之下,豹房之佞幸为了挟帝自恃,而怂恿明武宗巡幸北边,文官则以卫道夫自居,希望明武宗能够做一个尊道守制的好皇帝。

  由于谷大用守居庸关,禁止在京文臣出关,以明武宗为代表的豹房势力,在应州之役中起着主导作用,甚至可以说整个应州之役,是第二朝廷豹房政治的体现。反观在京朝臣,既无法出关,更无从侍帝左右,只能以上奏章的形式向明武宗表达意见,以示尽忠尽职。

  自明武宗出关起,文官之谏书通过司礼监太监运第,络绎不绝的送往明武宗之行在,这些奏疏往往不报或留中,如泥入大海,因此收效甚微。

  对于一些奏章加以整理分析,可以发现文官们的主要目的之一,就是希望明武宗回銮,谏辞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:

  其一,以汉高帝白登之事以及本朝明英宗土木之变为谏。

  其二,以国本未固,居首无人,人心未安为谏。

  其三,以各种礼仪需皇帝躬亲完成而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明武宗在北边已经呆了三个月,转眼间已到正德十二年的十二月,按照惯例,皇帝应该亲往牲所看牲,以备来年的天地之祀。

  于是大学士杨廷和等上言阐明敬天的重要性,然后认为明武宗是继祖宗列圣之统,理当尊祖宗列圣之制,回銮看牲,以心事天,以成敬天之礼,六科都给事中、御史袁宗儒亦以此为言,俱不报。此后,文官又多次上疏,希望以成礼之需谏明武宗回銮。

  这三类为文关门谏明武宗回銮的主要说辞,除此之外,有以机务日重为谏者,有以边境苦寒危险为谏者,有以两宫太后之悬望为谏者,有以盗贼滋生为谏者,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,文官上书主要目的之一,就是希望明武宗回銮。

  通过文官们的上奏,我们还可以发现,文官对于此一时期权力之运行,也有较大的关心,其一是对于权柄是否下移始终保持警惕。

  明武宗出关巡幸北边,扈从人员为豹房中的边将和宦官,在明武宗出关之前,以陆完为代表的大臣,便上言对于明武宗出关之后,号令赏罚是否出于皇帝本意深表忧虑。

  此一时期,只有重大事务才上奏皇帝,事小则由司礼监官随宜处理,在处理日常事务中,司礼监扮演着比内阁更为重要的角色,朝廷大权下移于司礼监,对于这种现状,是文官们不能容忍的,因此黄钟认为不论事之大小,俱要经皇帝预览,祥加裁出。

  杨廷和等人所上之《请处决重囚疏》,更是让这份警惕之心暴露无遗,从这道奏疏中可以看到,处决重囚之事本已有旨谕,不出半日又传旨仍将重囚送各衙门监禁,驳回了内阁原拟之意见。

  而从京师到北边明武宗之行在,半日之内,根本不可能接到明武宗的旨意,显然此旨谕不是出于明武宗本人,因此人才有了杨廷和等人,从何处得此旨意的质问。

  那么旨意到底出于何人之手,可以在武宗回朝后,封应州功看出一些端倪,太监为司礼监之宦官,并没有随武宗北巡,他们或在京与内阁一同处理政事,或为了将重大事务报告给明武宗,而往返于京师与行在之间,旨意极有可能是出自他们之手。杨廷和此时虽服除供职不久,对于权柄之下移极为不满,并且要求按照内阁原票拟批出。

  其二,是对于明武宗一应兵马钱粮等边警重事,不与朝臣商议表示不满。先是明武宗出关巡幸,未与朝臣商议,而微服出关,已经引起了文官的注意,到了北边之后,明武宗以威武大将军之印信钧贴调兵遣将、支用粮草更是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。

  调兵支粮本是国家至重之事,按照惯例,应当由兵部上奏,内阁票拟,皇帝披红之后才能行之,但明武宗直接绕过了内阁,假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之名,以皇权的绝对权威而行之,内阁完全被架空,梁储等人则以祖制相谏,请停止印信钧贴,兵马之调动、钱粮之支给仍尊旧制,此次谏言并没有改变朝臣,于兵马钱粮等边警之重事不与闻的处境。

  其三,是表达希望随侍左右,从而预机务的意愿。天子巡狩、亲征,本当有文武官员侍从随行,关于这一点《明会典》有明确的记载,梁储因而上言希望从五府、六部等衙门各点一人侍从左右。

  就人数来说,比之会典所规定之人数,已经少了许多,如果明武宗能够同意此意见,文官们能够朝夕侍从左右,对于皇权之肆意表达就能够稍加限制,于兵马钱粮等军国重事之处置也能知晓,朝臣也不至于有此迥态,然而明武宗却未同意这一建议。

  梁储只好再上书,这一次,梁储再次缩减人数,仅在内阁梁储、蒋冕、毛纪三人之中,轮流一人赴行在,侍从左右,明武宗再次拒绝这一提议,以不报处之,朝臣欲出关不得,也只能发发牢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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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羁放纵 浏览  次 2022-06-25 18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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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宏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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